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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7年的电影,表现的却是1907年革命者从西伯利亚流放回来后,如何适应苏维埃的新革命意识形态,几乎没有激动人心的革命画面,主要以革命者作为普通人的亲情,尤其父子情义感染人。一个已经被遗忘的导演。
精神和意志的传承,革命者在不同时期的取舍和选择。
不激动人心而带着一些哀愁 世界天翻地覆 毫无目的地死去似乎不太值当 能做的只有适应和活着 氛围感上会想起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 鲍艾尔在场面调度上依旧做得好
沙皇时期调度大师Yevgeni Bauer的遗作,1917年的应景之作。选择的切入点还算有趣,让一位沙皇时期的受害者成为了受压迫人民的象征。西伯利亚与宴厅之间的空间切换,让革命后的自由颇有种恍如隔世之感。